运动之殇：反兴奋剂检验缘何困难重重&nb_滑雪分类_滑雪_滑雪运动

运动之殇：反兴奋剂检验缘何困难重重&nb 年汉城奥运会，著名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因查出服用合成类固醇类药物而被取消米金牌镝摘一批血液检测报告显示，成千上百位田径运动员都有过“使用兴奋剂的迹象”。人类运动史上，用药者和抗药者的对峙时时都在进行中。年8月，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Times）和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发布了一份有关田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联合调查，对年至年11年里，来自全世界名运动员共份血液检测进行解析。这些检测由国际田联（IAAF）执行。两位在反兴奋剂检验上享有盛誉的专家称，其中有名运动员的血液检验显示“高度使用兴奋剂的迹象，或者说至少（这些指数）是不正常的”。年伦敦奥运会耐力项目上获得奖牌的10位运动员的血检结果疑点重重。此外，令人震惊的是，近80%的俄罗斯奖牌获得者的检测结果也显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很高。然而，大部分血检结果受到质疑的运动员却没有被实施制裁。

当各类运动比赛拉开帷幕之际，这也意味着某些涉药运动员又来争夺奖牌了。他们很大部分人都没有被抓现行；每届国际奥运会比赛中仅有1%—2%的检测结果有可能引发制裁。如果兴奋剂在田径运动比赛中如此猖獗，为何受到惩罚的运动员却少之又少？

这部分是因为一些颇具疑点的检测结果要得出官方所谓的“呈阳性”的结论，证据还远远不够充分。另外，这也是因为服用禁药的运动员会采取一些特别措施，迷惑检测结果。正如某分析机构的执行人所言：“药物检测在公众中享有的口碑其实远远超出了它的能力可及范围。”

为何反兴奋剂检测没法做到疏而不漏？行走在微剂量的边缘上顶级的田径运动比赛极具竞争性，以致于获胜的优势也变得微乎其微。在上一届奥运会男子米比赛中，金牌和银牌的差距只有0.12秒，这甚至比你眨眼的时间还要短；甚者，银牌和铜牌的差距还不到0.06秒。获胜者和落选者之间的微小差距使得运动员们去寻求微弱的增益，不管是来自睡眠的补充，还是更好的装备，而有时甚至依靠作弊。当然，这也意味着田径运动员无需像职业棒球选手和前苏联运动员那样服用强度极大的药物。如今广泛使用的一类运动兴奋剂是天然激素合成物：睾丸酮和人体生长激素（有助于肌肉的塑造和运动恢复），以及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它能促进携氧红细胞的生成。运动员明白他们只需要服用一丁点儿，即微剂量，就能够避免被检测出来，顺利进入赛场。侦测之难对参赛选手来说，要精确测量出兴奋剂（主要还是天然激素合成物）微浓度的存在，是很难的；而要将一项检测结果判定为“呈阳性”，更是难上加难。T/E比率检测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反兴奋剂检验。“T”即睾丸酮，“E”是一种被称为表睾酮的激素。一般情况下，普通人的T/E比为1:1，但也有可能一些存在异样。因此，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将T/E比的范围调整至4:1。如果某项检测结果要高于此，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服用了兴奋剂；随之，运动员也会被要求对体内合成睾丸酮进行进一步检测。不得不说，T/E比的规定范围使得某些运动员可能去钻空子——服用禁药，但控制用量，让比率不超过4:1。更麻烦的是，即使有些人的T/E比升高了，但这个值又会很快回归正常，而通常这会儿药物才开始发挥效用。被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授权的蒙特利尔实验室负责人ChristianeAyotte，其实心里清楚每天都有运动员在漏洞百出的T/E检测中蒙混过关。她曾经表示，“在找到更好的检测方法之前，她是不会退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运动员总是在赛场之外，以及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反复要求进行反兴奋剂检验。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一心想着作弊的运动员仍有空隙可钻。一个狡黠的用药者有可能会在服用的睾丸酮（T）里加入表睾酮（E），从来让T/E比率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即使一些运动员的T/E比率显示正常，他们也有可能服药了，这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构造改变了睾丸酮在尿液中的显示情况。即使服用兴奋剂，这些运动员的T/E比率也不会上升，甚至有些人不升反降。首份记录相关事项的研究显示，被试对象中，有2/3的韩国人和10%的瑞典人对此项反兴奋检验免疫。

我们无能为力了吗？目前出现了一种CIR检测法，即碳同位素比检验。它完全不采用T/E比，同时还能区分天然睾丸酮和人造睾丸酮。利用CIR进行随机抽检，Ayotte表示确确实实抓到了那些拥有正常T/E比值的“漏网之鱼”。CIR主要测量尿液中不同类型的碳原子比。通过CIR检测，世锦赛米冠军加特林（被认定服用禁药）最终受到制裁，尽管他的T/E比值总是维持在允许范围内。由于CIR检验成本极高过程也麻烦，因此只有当T/E比值极端异常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采用CIR检验；此外，它也并非万无一失。这种检测方法对尿液中的低浓度人工睾丸酮并不敏感，因而某些运动员极有可能只服用微剂量的兴奋剂。“生物护照”大法好“生物护照”是反兴奋剂检验的最新手段，对具体运动员的某些血液指标变化进行追踪，于年开始投入使用，至今仍不断被更新。通过检测诸如新生红细胞比例和携氧血红细胞量等指标，“护照”记录了每一个运动员的生理变化趋势。通过这个方式，一个具有参考性的基础档案就被建立起来了——主要是运动员各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如果未来的某项检测显示某个指标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么这个运动员就有可能需要接受用药调查了。

在“护照”生成之前，检测员需要检测人体中由那些兴奋剂分解而成的某种药，或是化学成份。“护照”只是简单地记录了兴奋剂的服用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它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监测窗口，当然也可以发现之前那些没法被发现的服药方式，比如“血液回输”技术，即一个运动员抽取冷藏自己的血液，直到血供再生（7天左右），再将之前的冷冻血液输回体内。最终，运动员能够从中大大受益——提升血液携氧能力。因为采用的都是自血液，因此那些老旧的检测方法并不能辨识出来。但是，“护照”却记录了运动员的身体反应。当存储的血液回注入体内，人的身体会自动减少红细胞的生成。若相反的结果出现了，即一个运动员的身体产生了不同寻常的高比例红细胞时，这就表明有可能注入了促红细胞生成素。

在“生物护照”引入后，针对新生红细胞比例的检测减少了近一半，这说明了这种方式是极具震慑效用的。

LanceArmstrong（美国职业自行车运动员），出示了他在至年的一系列反兴奋剂检验结果，以此来证明复出之后他并没有使用兴奋剂。他顺得地通过了每一次的检测，但是从血液的活动时间表看，这些检验结果却有血液回输的迹象。

为何会有漏网之鱼？众多的细节都在不断地昭示着罪恶的谎言。要说Armstrong的血液记录情况是在自然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不太可能。但是，要达到“呈阳性”的判定结果标准，单凭这些证据又不够充分。要启动所谓的复核，那些有疑点的检测结果必须得显得足够异常，达到99.9%的可能来证明它是“真阳性”。就算这种可能性达到了99%，也还不够充分。对那些很有作弊可能，但证据又不够确凿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将会逃过一劫。例如，某项研究实验中，如果可能性被设为99%，通过“生理护照”检验法，在11名服药的被试对象中，有10名被发现了，但存在1名“假阳性”的误判情况；而当可能性被提升至99.9%时，11名服药的被试对象，仅有8名被发现，不过此时倒没有任何“假阳性”的错误出现。通过让一些呈“假阴性”的用药者成为漏网之鱼的代价，来确保对呈“假阳性”的误判情况降至最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兴奋剂检验就好比刑事司法制度。检测者们任重而道远因为“护照”是药检的一个间接组成部分——它并不像之前那些通过直接检测禁药（比如可卡因）代谢物的方法——运动员也能够得到机会去解释异常结果。事实上最后也存在诸多合理解释。血细胞计数测量的变化有可能达到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这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比如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甚至是在检测过程中运动员的身体姿势等。同时别忘了人天生具有的差异。相较于普通人，优秀的运动员群体更有可能拥有极端的生理机能。比如，近期的一位美国金牌得主先天的T/E比就为11:1；众所周知，由于少见的基因突变，某位获得7枚奥运奖牌的跨国滑雪运动员比他同伴的红细胞要多出50%。要得出呈阳性的检测结论，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我们知道总是会有先天的“奇人”，尤其是在那些佼佼者中。甚至是那些检测结果明显异常的运动员，也有可能“身家清白”。又一兴风作浪的人体生长激素对它的检测同样困难，有时甚至更难。看看年，全国橄榄球联盟（NFL）及其球员工会都在为是否推进人体生长激素（HGH）的检测争吵不已，然而被忽略的事实。却是检测其实并没什么卵用。HGH检测被称为“亚型检验”。它主要测量生长激素亚型的变化比值来确定是否注射了重组HGH（模拟了一种特殊的天然亚型）。某种亚型激素重20KDa(1道尔顿等于1氧原子质量的十六分之一)，其它则重22KDa。人造的人体生长激素只含有22KDa的种类。所以，如果一个运动员注射了人造人体生长激素，这就会改变体内生长激素亚型比值，这也是检测最终想要发现的东西。但是，这种比例的变化在数小时内会回归正常。当全国橄榄球联盟（NFL）及其球员工会争吵不休时，却没人提及世界范围内的1万份人体生长激素检测，最终仅有12份被证实为阳性。重要的是，其中的某份（一位跨国滑雪运动员）检测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推翻，当一位运动员对兴奋剂制裁提出异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将会处理最终申诉。法庭认为，对某份阳性检测的判决限制并不具有充分的科学说服力。在裁决中，甚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法官也承认那位有着异常检测结果的滑雪运动员很有可能服药了。但是法庭只想要更为科学的证据来支撑所谓的“呈阳性”的99.9%的可能性。在人体生长激素方面，有一种更好用的检测方法，即“生物标志检测”，它主要是追踪注入人体生长激素后，血液参数的变化情况。但由于检验剂盒供应紧张，这种方法很少被使用。有铲除的希望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随着反兴奋剂权威机构已经收集了越来越多的“生物护照”数据，他们对于异常检测结果的呈现方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能够开发更不保守的阳性检测方式。同时，可以发现服药痕迹的新的生物标志法已经被开发出来。但是，期待反兴奋剂检测能够万无一失，尤其是针对那些服用微剂量和改变血谱的运动员，是不大可能的。它有助于反兴奋剂机构能够不断的更新检测方法。去年，记录类固醇的生物护照被加入了用来发现血液服药痕迹的系统中。它们还采用了DNA分析法来确定在何时运动员提交的是他人的尿液。此外，目前来自锦标赛的大量样本，已经存储了有10年的时间，以便它们能够随时通过新的方法来进行再检测。在对之前的田径比赛的尿液样本进行再检测后，IAAF最近除名了28位违规运动员。当然，这些检测手段还在持续更新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最终得出阳性结论的样本比例仅占1%—2%。用药者和抗药者在技术上的步伐紧紧相随。在现代抗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也许是调查逐渐受到重视，它带来的是非药检分析的阳性结论。

如果在奥运中你发现了令人沮丧的检测情况，记住，WADA所支持的检测之道在运动领域绝对是黄金标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在主要的职业体育联赛中十分接近此标准，但也不是完全契合。在这些联盟中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没有因为服药受到制裁，这并不是因为服药这件事压根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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